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讲坛暨首届数字原野奖颁奖典礼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发表了题为“数实融合背景下的可持续就业思考”的主旨演讲。

陆铭教授对“可持续就业”的意涵进行了重新解读。他提出，在以数字平台为支撑的灵活就业大量存在的当下，看似不稳定的工作岗位恰恰为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自由选择、规避风险创造了可能性。同时，灵活就业的普及必然推动人口和就业岗位从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向大城市的服务业流动和集聚。在此背景下，有效实现“就业可持续”需要政府、社会、个人以及数字平台的多方协同治理。

以下为陆铭教授演讲实录，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飨读者。

(资料图)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执行院长、教授陆铭数实融合下的就业重塑：城市灵活就业与治理理念亟待更新当前，众多数字平台创造的新工作类型，如电商、外卖骑手等，均呈现出灵活就业的特征，打破了我们对传统雇佣关系的认知。在传统雇佣关系下，人们倾向于寻找固定雇主，形成长期雇佣关系。然而，在数字经济时空下，“数字游民”大量出现，带来职业形式的分化，灵活就业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不再完全按照受教育程度来划分。职业的可替代性与其可编码性呈现正相关。可编码的工作，如初级的程序员、插画师等，很可能被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所取代，而不易被编码的服务业岗位，如家政服务员、外卖小哥等，反而难以被替代，甚至有可能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创造出大量新岗位。从空间上来观察，由于制造业岗位相对而言更容易被编码，而服务业岗位却具有借助于数字技术创造新就业的可能，人口自然而然会从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向大城市的服务业大量流动。

有鉴于此，当前的就业与城市治理理念亟待更新。若按照既往思路去控制大城市人口，将可能出现大城市无法充分释放其服务业用人需求，而传统制造业又呈现工作岗位萎缩态势，致使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难以安居乐业，返回家乡又生活无着的双重困境。与此同时，服务类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需要城市中的生活经验和社交技能，而外来流动人口赖以为生的诸多灵活就业工种，其所面临的 “不稳定性”实际上是源于大城市的诸多配套公共政策未能与人口流动趋势相适应。如果外来人口不能获得稳定的城市生活，则难以在城市中积累社会经验和生存技能，实现职业可持续发展亦成奢望。

重思“可持续就业”意涵：灵活就业≠不稳定，在变化中成就可持续

理解数字时代的就业可持续性，应当从“灵活就业”、“可持续性”两方面来重构。首先，“灵活就业”不能简单地与“不稳定”画等号。灵活就业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样的生活可能性，比如身兼多职的“斜杠青年”，其“灵活性”其实是与个人职业选择有关。同时，在以数字平台为支撑的灵活就业大量存在的当下，其低门槛和时空可灵活转换的特点，恰恰为劳动者在不同职业间自由选择、消解风险和减轻就业焦虑提供了一定可能性，为城市在总体上缓解失业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不应一味将“可持续性”等同于“稳定”。不同于前几辈“择一职，终一生”的生活方式，数字时代的就业必然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与其回避，不如顺势而为，借势而上。数字技术变革使得个体通过职业和空间变换来锻造可持续工作能力成为必然。经济形势不太好时，很多年轻人青睐考公、考编，看似一劳永逸，但只要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度增长保有信心，考公、考编长期来看未必能赋予个体与时代快速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工作能力。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人口和经济资源向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城区不断集中的空间变局。新兴职业的增加与城市规模扩大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密切相关。常态情况下，大城市的失业率实际上总是低于中小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更多。特别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大量服务业就业岗位会加速向大城市集中。即使是在前几年疫情冲击下，由于大城市具有大量服务业岗位，其在经济和就业复苏方面也展现出了更强大的韧性。

数字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提升灵活就业的可持续性呢？从个人角度看，首要是不断地学习，培养可持续的工作能力，并注重积累生活经验和社交经验。这两者往往很难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取代，且有利于激发灵活就业的正面效应。其次是主动跟上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的节奏，提高自身对职业流动和地区间流动的适应性。

从教育的角度看，则需要尽快实施学校教育体系和培养方式的变革。学校教育的内容应与数字时代的劳动技能和素养相适应，强化思维方式培养，相应减少对于“知识点”的要求，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趋势，打造创新能力。

还应当重视的是，当前民生领域中仍存在很多未充分释放的需求，而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城市供给侧尚存在一定短板。尤其是对于人口流入量大的城市和城市群而言，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市民身份。当前，有些灵活就业看上去的不稳定性，往往不是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外来人口难以稳定居住于所在城市的问题。

多方协同治理，全面赋能可持续就业

“可持续的就业”何以成为可能？当前亟需政府、社会、个人以及数字平台协同共建，开展有效治理。

在政府层面，一方面，从职业培训的角度来讲，政府应重视购买企业服务。由于现今职业技能和创新瞬息万变，政府较难及时、准确判断未来职业发展趋势，但企业可以结合具体岗位提供在岗经验积累。政府可适当考虑在为企业提供补贴的情况下，让灵活就业的青年们也能积累到一定工作经验，增加其职业可持续性，从而缓解因技术冲击带来的青年失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灵活就业本身需要城市中的生活经验，以实现不同职业之间的灵活切换，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转变吸引人才的方式，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以生活留人。

在社会层面，尤为重要的是建立相关人群的特殊社会保险机制，但在政策实施上要注意避免增加企业和个人的额外负担，要允许相关人群自主选择是否参与保险。此外，在服务业的经营或创业中，应注重提供线下体验感和互动性，提升服务品质和多样性，使工作岗位的长期存续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个人层面而言，关键在于维持职业经验的同时积极积累生活经验，在职业路径选择上有意识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回避可编码、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岗位，从而降低失业风险。同时，大力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以顺应职业服务化的趋势，不仅要会写代码，还要善于表达和沟通。在学习过程中不仅仅是记背知识点，还要有意识地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生存和发展的思维方式。

从数字平台层面来讲，首先平台企业应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考虑为青年人就业或实习提供更多场景和机会，提供职业早期的支持计划以及新业态和新技术的指导。另一方面，可考虑推出公益性基金，为外来人口和高风险人群提供一定风险救急机制。其次是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以便为新业态、新行业和新职业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成长环境。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机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就业抑或是创业的可持续性均建立在技术迭代的基础之上。因此，平台企业可以向数字从业者传习相关知识，帮助其实现数字技能与认知的持续更新。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